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表示，随着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难度的加大，精准施治要求越来越高，亟需配套“稳、准、狠”的精细化政策。未来，政策方向将从过去后端、末端政策向前端推进，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守住底线、不碰红线，要在生态环境容量过紧日子的前提下，建立硬约束，另外，还将综合考量产业结构、能源资源结构、交通结构、用地结构、城镇布局等。

      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环境污染不是一天恶化的，所以改善起来比较难，需要打好突出重点的攻坚战，以及打持久战的系统安排。”吴舜泽表示，环境政策应当做好长远谋划与重点突破、阶段歼灭。

      在改善环境质量的政策导向上，吴舜泽提出了两个基调：第一是遏制负外部性，将重点放在政策制度的体系化、内生化，包括按日计罚、损害赔偿、责任追究、环境司法等方面;第二是彰显正外部性，改善环境者得利的政策制度还需要加快建立，包括生态环境优质优价的需求、价格、产权、财税、金融、绿色消费等政策;高质量发展或绿色发展的考核评估激励体系、生态补偿、转移支付、自然资源收益，让生态环保为经济做加法，兑现生态产品价值、生态环境价值。

      另外，吴舜泽认为，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不能只关注环保，还需要从经济发展这个轴线上去思考。环保政策对经济长期利好，短期影响较小，搞环保也可以拉动经济。

      “我们赶上了最好的年代。”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表示，从1998年到2008年再到2018年的三个阶段，我国水务上市公司从10家涨到17家再涨到44家，营业收入从5.5亿到7.3亿暴涨到26.8亿元。

      “‘十三五’后期，水务投资需求将超万亿元，污水厂提标改造或存千亿元空间，污泥需求强弱分化大，2000亿元市场余量待释放，水环境治理存在5000亿元资金缺口。”薛涛表示，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发展，我国水务投资也必将进入中速发展，环境领域进入“小阳春”的爆发时间。